古有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六艺之教，故礼和射分而言之则是两项艺事，合而言之则为古代大礼之一的射礼。《礼记·射义》曰：“是故古者天子，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。射者，男子之事也，因而饰之以礼乐也。故事之尽礼乐，而可数为，以立德行者，莫若射。故圣王务焉。” 射箭是男儿大丈夫的本分事，国家有战事之际，则披甲持弓，保家卫国；国家太平之时，则修礼乐射御之艺，进而合礼、乐、射三艺一体以为射礼。上至天子诸侯，下至乡大夫士，无不尽志于射，合射以修礼乐，以立德行，以敦教化，以选贤能，诸艺之中也只有射礼有此综合效用，故仁德之王就非常注重了。

上古政教合一，此政教是指政治与教育，不是今之政治与宗教，两者大不同，学者不可不辨。到3000多年前之西周时期，射礼臻于完备，成为天下之公制，其政治作法是：“天子以〈騶虞〉为节，诸侯以〈貍首〉为节，卿大夫以〈采蘋〉为节，士以〈采蘩〉为节。〈騶虞〉者，乐官备也；〈貍首〉者，乐会时也；〈采蘋〉者，乐循法也；〈采蘩〉者，乐不失职也。是故天子以备官为节，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，卿大夫以循法为节，士以不失职为节。故明乎其节之志，以不失其事，则功成而德行立；德行立，则无暴乱之祸矣。功成则国安。”政治上的两大支柱是：精神坚固与组织完备，官员奉公守法就是精神坚固，官员精神坚固则组织又会日趋完备。精神坚固就是“内志正”，组织完备就是“外体直”，这就是政治上的正直精神。

其教育之作法则是：“男子生，桑弧蓬矢六，以射天地四方。天地四方者，男子之所有事也。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，然后敢用榖也。饭食之道也。” 从人生之始先以射立志，孩童时期则教以六艺，成年出仕依照“诸侯之射也，必先行燕礼；卿大夫士之射也，必先行乡饮酒之礼。故燕礼者，所以明君臣之义也；乡饮酒之礼者，所以明长幼之序也。”又要求射者“进退周还必中礼；内志正，外体直；然后持弓矢审固，持弓矢审固，然后可以言中。此可以观德行矣。”以及“各绎己之志也。故心平体正，持弓矢审固，持弓矢审固，则射中矣。故曰：为人父者，以为父鹄；为人子者，以为子鹄；为人君者，以为君鹄；为人臣者，以为臣鹄。故射者，各射己之鹄。”因此，射礼又由艺进于道，故说“射者，仁之道也。射求正诸己，己正而后发；发而不中，则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”

如此政教合一，则射礼又自然成为选举贤能的体制，所以说“以射选诸侯、卿大夫、士”，具体做法则是“诸侯岁献，贡士于天子，天子试之于射宫。其容体比于礼，其节比于乐，而中多者，得与于祭；其容体不比于礼，其节不比于乐，而中少者，不得与于祭。数与于祭而君有庆，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；数有庆而益地，数有让而削地。” 以及“射侯者，射为诸侯也，射中则得为诸侯，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。天子将祭，必先习射于泽。泽者，所以择士也。已射于泽，而后射于射宫。射中者得与于祭，不中者不得与于祭。不得与于祭者有让，削以地；得与于祭者有庆，益以地。进爵绌地是也。” 因此，“天子制之，而诸侯务焉。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而兵不用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。”这正是上古以射礼实行政教合一的独特措施。

所以孔子对上古之射礼感叹道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。揖让而升下，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”又说：“射者何以射？何以听？循声而发，发而不失正鹄者，其唯贤者乎。若夫不肖之人，则彼将安能以中。” 可惜，延至孔子的时代此独特之政教体制已经随着礼崩乐坏而名存实亡，孔子则只能因革损益以推行射礼的教育功能了，故“孔子射于矍相之圃。盖观者如堵墙。射至于司马，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，曰：賁军之将，亡国之大夫，与为人后者，不入，其余皆入。盖去者半，入者半。又使公罔之裘，序点，扬觯而语。公罔之裘扬觯而语曰：幼壮孝悌，耆耋好礼，不从流俗，修身以俟死，者不？在此位也。盖去者半，处者半。序点又扬觯而语曰：好学不倦，好礼不变，旄期称道不乱，者不？在此位也。盖僅有存者。”可见此时射礼遗风尚存，但已今非昔比，好事围观者居多，明事理并笃行不倦者仅存而已，所以孔子要求举行射礼之前必须“扬觯而语”，以申射礼之大义，以全射礼之仅有尊严。随着上古封建政制的逐步瓦解，天下诸侯不自为正，天子“养诸侯而兵不用”的王道美景不复存在，代之而起的则是天下纷争的霸道时代，原先完备的射礼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行不通，故其教育功能也因失去政制的平台而日渐式微。

对于《礼记·射义》篇中所阐述的射礼大义以及上古以射择贤的制度，现在的人包括许多学者大多怀疑，甚至否定。现代人对此无知的主要原因有三。

第一是认知的前提背景错了。射义篇中所讲的时代正值上古封建鼎盛的阶段，天子诸侯各安本分，天下政教合一，故射礼才能起到如此之作用。而秦汉以后之郡县制则是划时代的政制转变，自此以降延续了两千多年。天子之称号及人物虽则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而止，但此天子非彼天子，历朝更迭中所谓的诸侯也非上古之诸侯，政制不同，天下社会之现实各异，故不在同一平台，也没有相同的背景，则难以理解射礼在当时的各种社会面相，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将上古的射礼照搬到后世之现实上来，更遑论习惯于专制政治与思维的现代人，压根就没有历史之同情心与良心，所以只能是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。

第二是选举思维之僵化。现代人已经将读书考试视为最公平的选拔制度，习惯于考核别人写出来的，而不是做出来的，所以宁信文聘不信活人，宁要废纸不要人才，此种僵化思维根本不可能接受别的。

第三是重思辨而轻践行的陋习，所谓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也。现在的主流学者谋名利多于求真理，学术不能独立，加上自己又不敢独立，谈何学问？既无独立的学术精神，又无知行合一的学问魄力，自然邪思妄见百出。射箭之简易非多虑者所易信，而射箭之难为又非一般学者所易明，礼者亦然。孔子曰：“人而不仁如礼何？”我则感叹说：“射而不仁如射何？”弯弓而发是射箭的行为特色，但如何弯弓如何发射以及如何对待得失就大有学问了；作揖鞠躬是礼仪的行为特色，但礼仪背后的诚敬则是礼之灵魂，射与礼合而为之则有大道存焉。此又非一般学者所能见了。

《礼记·聘义》中对射礼之大义有一则非常重要的记载“聘、射之礼，至大礼也。质明而始行事，日几中而后礼成，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。故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也，酒清人渴而不敢饮也，肉乾人饥而不敢食也，日莫人倦，齐庄、正齐而不敢解惰，以成礼节，以正君臣，以亲父子，以和长幼。此众人之所难，而君子行之，故谓之有行。有行之谓有义，有义之谓勇敢。故所贵於勇敢者，贵其能以立义也；所贵於立义者，贵其有行也；所贵於有行者，贵其行礼也。故所贵於勇敢者，贵其敢行礼义也。故勇敢强有力者，天下无事则用之於礼义，天下有事则用之於战胜。用之於战胜则无敌，用之於礼义则顺治。外无敌，内顺治，此之谓盛德。故圣王之贵勇敢、强有力如此也。勇敢、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礼义、战胜，而用之於争斗，则谓之乱人。刑罚行於国，所诛者乱人也。如此，则民顺治而国安也。” 孔氏曰：“酒清人渴而不敢饮也，肉乾人饥而不敢食也，谓射礼之先，唯以礼献酬，而不得醉饱也。以正君臣，谓诸侯之射，先行燕礼，所以明君臣之义。以亲父子以和长幼，谓大夫士之射先行乡饮酒之礼，有齿於父族之事，所以明长幼之序。”孙希旦谓：“此因聘礼而并明射礼。盖聘、射之礼，礼节之至繁者也：质明而始行事，日几中而礼成者，聘礼也；日莫人倦而不敢解惰者，射礼也。射礼尤繁於聘，故非强有力者不能行聘礼，非勇敢者不能行射礼也。”吕氏大临曰：“君子之自养也，养其强力、勇敢之气，一用之於礼义、战胜，则德行立矣。其养人也，养其强力、勇敢之气，一用之於礼义、战胜，则教化行矣。此所以内顺治，外无敌而国安也。”

《礼记·射义》虽述上古射礼用之于政教之深义，然究其本则基于君子自养与养人之大道矣，故知为政与修身一也，此之谓射礼之道义也，修学者不可不辨。